几万红军被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，凭啥在遵义休整12天？

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途中，几万红军被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，怎么就能在遵义踏踏实实待上12天，顺利开完那场改变命运的会议？ 这个问题，很多读长征史的人都会问。 遵义会议 网上有一种说法，说是因为遵义城墙厚，能挡几十万大军。这完全是无稽之谈。遵义城墙再厚，也挡不住飞机大炮，更挡不住老蒋调集来的几十万大军。红军能在遵义踏踏实实待上12天，靠的不是一堵墙，而是一连串精准的战略操作、对手内部的致命裂痕，以及红军自己用血换来的教训。 一、先甩掉追兵：一次改变方向的转兵 最直接的原因，是红军在进入遵义之前，刚刚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转向。 1934年12月，中央红军历经湘江血战，从出发时的8.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。部队疲惫不堪，士气低落。更危险的是，老蒋已经判明了红军原定北上湘西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的计划，在那条路上布下了重兵口袋阵，等着红军往里钻。 如果按原计划走，红军很可能全军覆没。 在这个生死关头，毛主席力主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，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。这个主张在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上被提出，随后在黎平会议上被正式采纳。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，一下子把老蒋的追堵部署甩在了身后。等国民党军反应过来，红军已经进入了贵州腹地。 红军 这个转向，是红军能在遵义获得喘息机会的根本前提。没有这一步，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。 二、对手的裂缝：老蒋与王家烈的互相算计 但光有转向还不够。红军进入贵州，不等于就能在遵义安稳待上12天。真正的安全窗口，来自国民党内部早已存在的深刻矛盾。 老蒋的算盘很精。他追剿红军，不光是消灭红军，还想借机把中央军的势力渗入西南各省，吞并地方军阀的地盘。这一点，贵州的“地头蛇”王家烈心里非常清楚。 王家烈是贵州军阀，手下有黔军，但实力远不如中央军。他晚年回忆得很直白：“老蒋对我不怀好意，我早已明白”。王家烈知道自己的部队根本挡不住红军，但他更怕的是中央军借追剿之名进入贵州，把他连根拔掉。 王家烈 所以，他的策略是消极避战，取观望态度。红军进入贵州后，他并没有拼死堵截，而是保存实力，能躲就躲，能拖就拖。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局面：老蒋的中央军还在乌江一线，距离遵义还有一段距离；而遵义的周围，实际上只有王家烈已经被打散的黔军残部。红军利用的，正是敌人内部互相猜忌、步调不一的这个缝隙。 三、主动防御：用部署换来的时间 红军也并非毫无防备地“休整”。为了保障遵义的安全，红军在南北两个方向都做了主动的防御部署。 北面，红一军团一部进驻綦江羊角乡，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，监视川军动向。这支部队的行动，造成了红军主力直逼重庆的军事态势，成功牵制了国民党军，在遵义北方筑起了一道防线。 南面和东面，红军强渡乌江的胜利本身，就已经把国民党的“追剿军”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。乌江天险成了红军的一道天然屏障，为遵义争取到了地理上的缓冲。 红军强渡乌江 正是这几层因素叠加在一起——红军自己的突然转向与主动防御，加上对手内部因派系矛盾而产生的行动迟缓和观望——才共同创造出了一个长达12天的安全窗口。 四、会议：三天里的交锋与转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，原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，召开了扩大会议。会议在二楼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举行，屋子正中陈列着板栗色长方桌和一圈折叠椅，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油灯。 会议的直接导火索，是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.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，生存危机空前严重。会议原定议程只有两项：一是决定战略转移方向，二是总结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。组织人事变动，并不在最初计划之内。 会议由博古主持。第一项议程相对顺利，会议采纳刘伯承、聂荣臻的建议，决定渡过长江，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，以便与红四方面军呼应。 真正的风暴在第二项议程。 博古作主报告。他承认军事指挥上有错误，但着重强调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，被与会者认为是“为错误作辩护”。 周恩来作副报告。他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失误，并主动承担责任，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，同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。杨尚昆后来评价：“如果没有周恩来站出来，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。” 张闻天作“反报告”。他按照会前与毛主席、王稼祥商定的意见，系统批判了博古、李德的“左”倾军事错误，为彻底否定错误路线定下了基调。 随后毛主席作了长篇发言。他直指要害：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客观，而在于博古、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，犯了“防御时的保守主义，进攻时的冒险主义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”。他批评指挥者“只知道纸上谈兵，不考虑战士要走路，也要吃饭，也要睡觉”，并列举前四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来反驳“敌强我弱必然失败”的论调。毛主席的发言鞭辟入里，“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”，朱德、刘伯承、李富春、聂荣臻等相继发言支持他的意见。 遵义会议会址 会议的气氛也并非一边倒。政治局候补